今年全国两会，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就资源综合利用提出建议，希望国家在资源综合利用上给予政策支持。实际上，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相当重视，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的2月25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就资源综合利用立法工作展开研讨。此外，据了解，资源综合利用立法研究论证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保护矿产资源，节约合理利用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早在1990年，原国家计委就提出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综合利用法》可行性研究课题。2000年以来，循环经济开始为实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并被纳入国家政策和发展规划之中。
实际上，循环经济是从资源综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新认识，其核心内涵就是资源综合利用。随着人们对资源认识水平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执行免税政策
“与原生资源相比，使用再生资源可以大量节约能源、水资源和生产辅料，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公厕公司负责人王莉表示，建议加大支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推动该行业切实降低成本，广开回收渠道。
王莉表示，她通过调研发现，回收企业因为面对的多是普通群众，难以获得增值税发票并进行相应的抵扣，成本核算偏低也导致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偏高。企业为了生存和盈利，偏好高值可回收物，废旧衣物、废玻璃等再生资源品种回收的利用价值较低；大多数回收网点考虑到成本因素，缺乏回收的积极性，导致低值品种回收率较低；市民缺乏专门的回收渠道进行交投，造成大量低值品种混入生活垃圾，浪费了资源。
另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没有像环卫设施一样纳入城市规划，无法落实项目用地，很多回收利用项目只能租用城中村、农村集体用地，或占用荒滩等进行建设，也是导致回收行业“脏、乱、差”的根源之一。在城市设用地越来越紧缺、新建小区物业收费趋高的情况下，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交易市场和加工利用基地要想获得符合规范化发展要求的用地，更是难上更难。
王莉建议，一是从国家层面明确再生资源行业的公益属性，明确各地政府扶持壮大再生资源行业的属地责任；二是研究出台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增值税进项抵扣专属政策；三是研究出台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回收成本核实政策，解决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有效核实成本的问题；四是研究出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补贴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网络；五是研究出台保障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用地需求的政策；六是研究出台再生资源收行业绿色通道政策，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切实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能力，吸引市民回收交投。
废旧钢铁综合利用产业应降税
“废旧钢铁是工业固废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营造有利发展环境，做大做强废旧钢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在提升钢铁产业产出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扩大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来自山东淄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一君的观点相当鲜明。
据了解，2020年，全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是8.9亿吨、10.5亿吨和13.2亿吨，分别同比增长4.3%、5.2%、7.7%。粗钢产量、钢材产量均首次突破10亿吨，创历史新高。
根据国际回收局（国际废旧物资回收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钢消费国，“十三五”期间，全国废钢平均每年增速约30%，截至2020年底，全国废钢消耗量超过2.2亿吨，市场流通价值约60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废旧钢铁应用产业领域市场主体7000余家，从业人员近20万人，年综合利用能力达1000万吨以上，可实现销售收入近400亿元。截至2020年底，山东省有41家企业进入工信部规范准入名单，约占全国的1/10，位居全国前列。
王一君表示，目前废旧钢铁综合利用企业普遍规模小，加工技术层次低、管理模式粗放，年综合利用能力百万吨以上企业寥若晨星；布局分散，规模化、基地化、园区化发展还有较大差距；良性市场化竞争没有形成，恶性竞争已成为山东省废旧钢铁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税收政策制约。在《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中，缺少对废旧钢铁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王一君建议，在现有政策条件下，充分考虑大宗固废产业发展实际，从解决产业发展难点痛点入手，优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财税[2015]78号)实施细则，提高增值税退税比例，将增值税退税比例由现行的30%提升到70%以上。同时，将废旧钢铁纳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废旧钢铁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锂电池回收综合利用门槛要严格
“加强对废旧动力电池的综合利用、再生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保障资源安全。”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表示。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迅猛。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6.6万辆和136.7万辆，成交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推广量超过600万辆，占全球一半以上。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
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技术进步。但是新能源动力锂电池的使用年限一般为5年~8年，有效寿命为4年~6年，目前第一批投入市场的动力锂电池已经进入退役期。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国内累计退役的动力电池将超过20万吨(约25GWh)。未来几年，这一数字还会呈现指数级增长，预计到2025年累计退役量为78万吨(约116GWh)。
众所周知，锂电池的正极材料中含有钴、镍等重金属元素，电解液中的酸性有机物，负极中的碳材料等，如果随意丢弃或处置不当会对水体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特别是重金属，一旦渗入土壤，数十年都难以恢复，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退役的锂电池，一些可以作为电信基站等储能电源，进行梯次利用，还有一些彻底报废的锂电池，可以进入循环再利用系统，拆解并提炼其中的贵重金属材料，再生利用。”张天任表示，只有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特别是电池报废后的循环再生利用，才能真正发挥这一绿色产品的环保效果，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锂资源探明储量虽位居全球第二，但90%左右的锂资源分布在西部地区，品位偏低，卤水锂中含镁较高，受生产工艺制约，目前仍无法达到大规模生产，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电池级碳酸锂和高纯碳酸锂。
有数据显示，2020年累计进口碳酸锂达50102吨，同比增长71%，对外依存度达75%；镍的进口依存度在80%以上，钴的进口依存度高达97%。“报废的动力锂电池是宝贵的‘城市矿山’，且金属含量远高于矿石，将其中的锂、钴、镍等有价金属加以回收，再生利用，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进口，保障国家资源战略的安全。”张天任表示。
据了解，在动力锂电池的再生利用方面，工信部也曾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即业界俗称的“白名单”。截至目前，共有两个批次27家企业进入“白名单”。
不过，按照张天任的说法，在实际调研中，上述进入“白名单”的企业还面临着收不到旧电池、拿不到进项票、赚不回成本钱三大挑战和压力。张天任建议，要严格回收再生企业的准入门槛，支持“白名单”企业做大做强。
氧化铝排出的赤泥综合利用需扶持
“截至2020年，中国氧化铝产能达8915万吨/年，运行产能7300万吨/年，由此产生的固体废物赤泥近1亿吨，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呀！”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安全环保部主任工程师冯海燕感叹。
众所周知，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国，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均超过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电解铝产能已到“天花板”，建成产能出现负增长的态势，而氧化铝产能却始终处于扩张态势，无序扩张的趋势显现，规划在建的仍络绎不绝。“如果氧化铝产能继续扩张，赤泥的问题也将会不断突出。” 冯海燕说。
据了解，赤泥是提取氧化铝时排出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因含氧化铁量大，外观与赤色泥土相似，故被称为赤泥。据统计，因矿石品味、生产方法和技术水平的不同，大约每生产1吨氧化铝就会排放出1吨~1.8吨赤泥。冯海燕称，目前赤泥处置的主要方式是以堆存为主，随着我国赤泥的堆存量越来越大，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最大限度地资源化利用赤泥已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赤泥综合利用主要方向是建材、土壤改良、路基材料、铁矿物回收，以及有价金属二次提取利用等。”冯海燕介绍，尽管在建材、土壤改良、路基材料研究和利用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但规模应用和经济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可行性评估。在二次提取利用方面，赤泥中可以提取出钪、钽、铌、稀土等有价金属。
“所以，积极谋划解决制约铝行业绿色发展的赤泥问题，提高赤泥的综合利用率，减少赤泥长期堆存对环境形成的潜在风险，是当下铝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冯海燕呼吁，国家相关部委尽快推进赤泥综合利用的相关措施，组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研发平台，加强对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科技支持和项目部署，对赤泥排放实施总量控制。
此外，建立赤泥综合利用有效推进机制和常态化的产学研协作机制，加强对赤泥资源化综合利用、研究开发及创新成果转化，并以创新平台、示范基地为载体，推进绿色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不断提高赤泥综合利用效率。同时，建立赤泥综合利用基金和项目实施扶持办法，加快赤泥无害化处理及深度综合利用研究，推广技术先进、能耗低、耗渣量大、附加值高的产品。
促进废旧纺织品资源循环利用
“我国每年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产生600万吨左右废旧纺织品（不包括存量），并以每年超过10%速度增长。”全国政协委员、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勋表示，随着全球时尚产业2030年前实现再生材料替代目标，未来再生原材料需求量会快速增长，迫切需要提高我国废旧纺织品资源化利用比率，促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再利用产业发展。
杨勋认为，前端回收环节市场行为缺失，废旧纺织品物权转换解决不了，老百姓或者机构旧衣物进入再利用企业缺乏法律依据等，为不规范交易提供了机会。对此，杨勋建议，建设废旧纺织品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须引入市场化机制，建议尽快开放和建立合法、合规、有序的旧衣“二手市场”。
此外，他还提出，以人口密度高的省份中心城市为轴心，通过政府立项、财政或社会资本投入，建设布局合理的废旧纺织品回收分拣基地，与市场化回收和工业化再利用对接；要搭建废旧纺织品资源循环利用服务平台，为废旧纺织品回收、资源再利用、绿色供应链建设提供支撑；要推动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试点示范，鼓励纺织服装龙头企业与高等院校、专业科研机构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随着市场对再生纤维、再生产品需求量快速增长，相关工艺、装备、产品的不断创新，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标准体系，纺织资源综合利用也应加强标准化全面统筹管理，建议成立全国纺织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杨勋指出，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加重要，中国时尚与全球时尚更加紧密接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加快以设计创意、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品牌与文化为支撑的协同创新，实现全球时尚语境下结合时代要求的中国时尚表达。
对此，杨勋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做好中国时尚对外交流的顶层设计与核心平台建设，提振全球时尚语境下的中华文化自信；二是建立健全设计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成立国家时尚产业专项基金；三是强化平台协同效应强化平台协同效应，以时尚设计驱动时尚消费，助力北京建设国际时尚消费中心城市，推动线上跨境电商业务，线下建立集科技、休闲、娱乐、潮流为一体的时尚生活综合体，带动时尚消费的生活方式引领与商业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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